若苹果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之外，到底有多难？

此前，据《日经》媒体称，苹果在去年12月组建了约为30人的生产线评估团队，正在研究供应链转移的事项，并已要求富士康、和硕和纬创等主要制造合作伙伴评估可行性，寻求iPhone、MacBook、iPad及AirPods产品线的转移，涉及的国家包括印度、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越南等。

苹果为何要转移产能？

在前段时间，库克也向美国贸易代表提交了信函，加入了美“反加征关税”阵营，并表示，苹果是美国最大的企业纳税人，关税将影响几乎所有主要的苹果产品，包括iPhone、iPad、MacBook、苹果手表以及iMac等。库克表示新增的关税可能会让苹果的高端产品增加数百美元的成本，让苹果在与中国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因此我们看到，苹果计划将生产线转移，一方面有关税影响，一方面也有iPhone在中国市场占有率缩小、中国市场竞争以及未来增长不乐观等诸多原因，一方面，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已经出现了饱和，增量空间缩小，换机需求放缓，但印度市场以及东南亚市场还有巨大的人口红利。iPhone在国内占比收缩背后是，华米OV的市场占有率提升，如果继续在中国内地生产全部iPhone，中国市场的需求或许已难以消化苹果庞大生产线的产能。

从企业利润角度来看，人口红利在哪，需求在哪，工厂与手机制造业相关的配套设施就会在哪。

苹果已于去年开始在印度生产iPhone，主要包括iPhone SE、iPhone 6S Plus等型号，富士康、纬创等代工厂已经在印度开设工厂应对苹果在印度生产iPhone的需求。去年苹果就已经在考虑将更多优质产品的生产转移到该国，以避免智能手机的进口关税影响。

据媒体消息称，富士康曾表示，他们有能力将所有供应美国的iPhone生产转移出中国。但在刘扬伟当选为新董事长之后对这一消息进行了否定，并表示目前没有在中国以外增加产能的计划，否认了富士康撤离中国生产的传闻。

苹果如果将产能转移，东南亚地区、印度市场、墨西哥或许是苹果较为理想的布局地，一方面这些地区劳动力成本更为廉价，而该地区的经济也处于增长态势之中，一方面，这些地区是智能手机的新生市场，市场需求在快速增长。因此在需求增长的地区布局生产基地，可以更好的去和本地品牌竞争市场。因此我们看到，越南经济学家Vu Dinh Anh表示，越南可能成为苹果公司生产线转移的潜在国家。而马来西亚也在示好，声称苹果公司愿意考虑将生产线迁移到该国。

苹果要转移产能到这些国家，到底有多难？

数据显示，苹果的主要供应商来自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和中国，这几个国家承担着iPhone的主要元器件供应和制造生产。根据苹果披露的2017年供应商显示，在主要的200家供应商里，美国、日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囊括166家，中国供应商位居前四，2018年又新增了5家。在苹果公司200家主要供应商中，中国供应商的比例自2012年起已增加约3倍。

此前数据显示，苹果供应商及工厂，90%都在中国。根据早前的一份统计显示，iPhone 原材料及零件供应链来自于31个国家，其中中国的供应商数量最多，达到349家，其次是日本，达到了139家，而美国排名第三，也有60家供应商。接下来是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和德国。

苹果手机里面的摄像头模组，PCB线路板，天线，FPC柔性印刷线路板，扬声器，触控马达，玻璃盖板，玻璃后盖，金属结构件，精密连接器等都有中国供应商供货。比如说，在中国的供应商中，除了富士康，在中国市场，苹果在中国的供应商部分提供高精尖技术外，许多供应商集中在手机代工、防水部件、摄像头模组、WiFi模组、声学模组、屏幕、马达、外壳、连接器等部件供应上。

从典型企业来看，歌尔声学给iPhone提供了声学模组；德赛电池和欣旺达提供了手机电池，欧菲光提供摄像头模组，蓝思科技和伯恩光学给苹果提供玻璃盖板。浙江水晶光电提供IRCF，金龙机电为iPhone提供线性马达，安洁科技为iPhone X 提供屏幕触控层功能件，环旭电子提供WiFi模组，立讯精密供应数据线，瑞声科技供应音频设备，舜宇光学生产镜头、立讯精密、瀛通通讯、东山精密等多家国内供应商提供无线充电线圈模组等等。

其次是代工厂，中国的代工厂为iPhone贡献了绝大部分的组装生产业务，在中国的工厂占据了富士康75%的产能。而由代工厂生产业务最关键与最为核心的资源是熟练的产业工人。除了中国公司所属的企业，包括分散在美日中国台湾以及欧洲的苹果其他供应商许多也将生产工厂设在了中国，比如中国台湾51家供应商有152家工厂，其中114家在中国大陆。美国47家供应商有217家工厂，其中69家工厂设在中国。

因此，苹果如果要转移产能，如果算上这些企业，数量将极为庞大，产能的搬迁其实是影响到整个苹果的产业链与布局，对于其供应商而言，也颇为伤筋动骨。

其一，把工厂外迁，他们在中国本地的业务需求将遭受极大的影响。虽然供应商可以将零件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运输到其他地区，但是在此过程中需要承担的额外的运输费和关税，也增加了极大的运营负担。

其二，它们需要在陌生地域与市场需求不明确以及熟练工人缺乏的新兴地区另设分厂导致产业集聚效应下降最终导致产品的生产效率下降。笔者早前指出，美国缺乏熟练技工与产业工人才是苹果工厂根本无法迁移本土的重要原因。多年前，纽约时报提到一个案例：在美国找到并雇用监督iPhone生产的8000名合格的工业技师，所需时间将会长达9个月，但在中国，只需15天。

而对应到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庞大的熟练产业工人给苹果iPhone带来了更好的电子材料加工工艺、沉积和镀膜技术、复杂测试和组装能力，这些能力是中国熟练的产业工人占据着主导权的制造领域，也为iPhone系列产品的生产与加工做出了贡献——即带来了更好的产品品质。

其三，外迁之后，在生产制造能力上以及熟练技工的培育上将付出极大的时间成本与生产成本。而在短时间内，势必也将影响到产品生产的良率与出货销量，对iPhone的销量其实也产生了潜在的影响。因为中国的原材料配件等业务为iPhone的高效采购与供货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围绕iPhone的生产提供各种配件，包括天线、框架、涂料、薄膜、各种模组，这些组件目前几乎都是由中国广东、福建、上海一带的企业生产，无论是印度，越南、泰国等其他国家均无法第一时间产生高效率的供货，甚至良品率也无法保证。

此外，在中国，华强北、中关村、华南城等实体以及网络电子零件市场，则可以迅速为生产一件货品采购全部的材料运送到厂房。比如说，早前有资料显示，富士康在郑州的生产基地有94条生产线。组装一部iPhone需要大约400个工序，包括抛光、焊接、钻孔和上螺丝。这里一天能生产50万部iPhone，大致相当于一分钟350部。这在其他国家与地区是很难办到的，这事关iPhone的生产、出货效率以及产品的品控与质量。

工厂外迁，意味着它需要历经一段较长时期的阵痛，苹果在中国已经建立了庞大的产品配套体系、物流和零部件供应商生态系统以及庞大的技术工人队伍，中国的基础设施更稳定，供应链产业技术结构更完善，即使苹果有意分散产能，但苹果很难培育出一个能与中国市场相媲美的供应链集群。因为代工制造商需要依赖庞杂的供应商产业配套来生产，需求、环境、产业生态关联甚密。

目前的苹果，当前围绕iPhone制造的原料、技工、管理、市场等产业链条都在中国，且形成了产业链集群，而产业链集群带来的好处是，带动周边产业链升级与产能互补，形成一个不可取代的供应链网络。

它带来的效率的极大提升与成本的极大降低，如果贸然迁往其他地区，带来的结果是，一方面是熟练产业工人缺失导致产品品控的问题，其次是产业的互补效应缺失，导致零部件的品质供应能力与生产、创新效率快速下降。

苹果若将产能外迁，对国内制造业并非利好消息

从供应链企业之间的流动性来讲，设计师、工程师及车间生产员工若能集聚在同一个生态产业环境之中，而不是分散在不同的国家，近距离的业务交叉可增强彼此的融合与了解，可带来更大的创造力。

在《制造繁荣》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个产业工地的观点，大致就是，产业公地上的每一“物种”（包括竞争对手、供应商、消费者、工人和诸如大学之类的机构）都不是孤立的，每一物种保持独特优势与关联的产业交换资源会让彼此获益。这类似一个生态系统，每一“物种”都在贡献能够使其他“物种”获益的资源，即产业在地理上分布上的统一性与完整性会推动整个产业的集聚效应与竞争优势，也就是说，距离上的邻近的企业间技术服务、人才和配套的完善，会让整个产业集群受益。

对于苹果来说，或许已经意识到，持续依赖中国的产品配套能力与支撑能力，这对于苹果始终是一大隐患，尽管外迁有一个痛苦的适应过程，但苹果或许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如果在单一的市场缺乏庞大的产业集群来支撑iPhone在关键零部件上的迅速生产，这可能会让未来苹果欠缺应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

当然，苹果将产能外迁对于中国来说，也并非利好消息，因为从产业公地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产业的兴衰，都不是孤立，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苹果供应链工厂业务代表的是高端制造业，苹果将供应链迁往他国，会让其他发展国家的制造的手机生产与组装、研发能力得到强化，这反过来可能会导致中国手机制造业的竞争力被削弱。

而手机制造业产业链的转移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业务与消费需求驱动。在业务与需求层面，无论是富士康等代工厂商，还是苹果以及华米OV等厂商都有调整市场布局的需求。一个趋势是，国内大厂也在往外跑，从国产手机厂商来看，几乎所有的中国手机厂商都在印度设立了工厂，vivo、OPPO、小米、金立等，早已在印度投资建厂，更多的建厂与供应链配套的建设均在规划之中。当然这也是基于开拓国外市场的需要，展开全球竞争的需要。

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跨国企业的制造业向其他更具有性价比优势的国家转移或者回迁本国，中国低附加值产业尚未转型成功，如何在全球制造业再次分工之前形成核心优势向上游迁移，也将是国内制造业需要思考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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